北宋灭亡真的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吗 真相却是这样

2019-12-09 05:15| 发布者: 未知| 查看: |

 

北宋灭亡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吗,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,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,给大家一个参考。整个北宋时期一共存在了160多年,也算不上很长。但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却有好几种说法,到底是什么造成北宋早逝呢?今天就先拿王安石变法跟大家讲讲。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,而且政策当中也有很多能富民强国的政策,只是最后遭到了强烈的抵抗,导致变法失败。当然就算王安石变法成功也不能保证朝代的延续,我们也只是通过马后炮来说一说变法的利弊,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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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靖康之耻超出当时人的想象力政和五年四月,燕辅臣于宣和殿。先御崇政殿,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,挽强精锐,毕事赐坐,出宫人列于殿下,鸣鼓击柝,跃马飞射,翦柳枝,射绣球,击丸,据鞍开神臂弓,妙绝无伦。卫士皆有愧色。上曰:“虽非妇事,然女子能之,则天下岂无可教!”臣京等进曰:“士能挽强,女能骑射。安不忘危,天下幸甚!”好一个“安不忘危,天下幸甚”!这是《清波杂志·卷八·宣和骑射》记载的发生于政和五年(公元1115年)的一个场景:宋徽宗在蔡京等人的陪同下去往崇政殿检阅部队,检阅完毕之后是宫女表演,其中就有骑射、开神臂弓这样的高难度项目,她们的表现让个人武艺百里挑一的班直卫士都“面有愧色”了。然后君臣之间一唱一和,在他们看来,平夏灭辽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,全国上下一片“盛世气象”。不像我们已经知道即将发生“靖康之耻”,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,这个国家,至少政府正处于经济和军事的双重盛世亚洲自偷自偷图片,经济上的发展自不必说,军事上更是武功颇盛。就在这一年,携七年前灭亡青唐吐蕃之威,大宋与西夏再次开战,两年后,宋军连续攻克仁多泉城、臧底河城,与西夏主力会战于席苇平,种师道率军取得一场斩首五千级的大胜。此时西夏最好的兵源地已被大宋侵占,宋军轻骑可以随时进入西夏腹地扫荡,而西夏却无力发动反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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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如徽宗君臣预期,四年之后宋军全面攻占了西夏的核心区域——横山山脉,西夏被迫割地称臣,灭亡已经指日可待。于是,很多人沉浸在所谓“武功之盛前所未有”的喜悦之中。只是没想到,十二年后,靖康之耻发生了。不仅徽钦二帝被虏,更是丢失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,半壁江山沦丧敌手,广大人民惨遭兵燹、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,一个强盛的北宋也变成了半死不活的南宋。或许后知后觉的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,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,这不啻于天崩地裂,而且那么地突如其来。若是早已显露败相也就罢了,但即使是看起来声势浩大、“横行二十五州、郡”的方腊之乱,也不过是被刘延庆、刘光世父子这般平庸的将领旬月之间带兵平定,更不用说留下传说的梁山好汉,也不过是栽在张叔夜、折可求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军官手里罢了。内患不足虑,外敌也并非不可战胜。后人们总只是觉得金兵不可战胜,却不知金兵第一次南下是很可能全军覆没的,若非投降派在资敌的同时不断在内部搞破坏,靖康这个年号或许会再持续三十年也未可知。因此,南渡之后,很多人都试图总结靖康之耻发生的原因。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便以此为目的写就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只是可惜徽宗、钦宗、高宗三朝的部分在清朝中前期便已经莫名其妙地丢失了,我们无从知晓他对此做出了怎样的总结。幸运的是,还是有大量客观真实的史料躲过了历次战乱以及文字狱,流传到了今天,能够让我们对靖康之变的前前后后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而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总结也一直持续到了今日,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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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王安石变法问题在哪里靖康之耻发生数百年以来,大多时候王安石处于一种“人在坟中躺,锅从天上来”的状态,目前已知的史料中,最早将靖康之耻责任归咎于王安石的是成书于南宋初期的《神宗实录》,这是南宋官方给此事定下了一个基调。而这只是一个开始,到了明朝,著名的“三言二拍”系列小说更是将王安石黑得体无完肤。直到49年以后,因为改革的迫切需求,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“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”,可惜好景不长,目前王安石正在回归历史常规定位——造成靖康之耻的首要元凶。但不得不说,变法的必要性还是客观存在的。大宋立国百年以来各种积弊已经严重到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。比如财税体系,或者说二次分配体系,已经难以维系。治平年间(1064-1067A.D.),大宋中央财政收入亏空已达一千余万匹、石、贯、束、两,以至于宋英宗的葬礼都不是太体面。另外,三十年前的第一次宋夏战争给统治阶层留下了诸如“镇戎三败”的惨痛记忆。三川口之战,阵亡六千余人,两位主帅刘平、石元孙被俘;好水川战役,阵亡六千七百余人,主帅任福战死;定川砦之战,阵亡九千四百余人,主帅葛怀敏战死。以至于后来的宰相文彦博发出了“一战不及一战,可骇也”的惊人之语。于是,当有志于“富国强兵”的宋神宗遇到提出“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的王安石之时,颇有秦孝公与商鞅、刘备与诸葛亮那般的风云际遇之感。至于变法本身,虽有争议,很多还是可取的。比如将兵法,去除了“更戍法”的弊端,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,这在接下来对西夏的战争中有所体现,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那般,西夏的下场成功证明了改革的部分成功。免役法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;均输法、农田水利法、方田均税法这些都算是利国利民的,也没什么可说的;保马法虽然实行效果不好,但也及时废止了,没造成太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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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主要就坏在这个青苗法上。其实青苗法也不是王安石发明的,早在唐朝中后期就被发明出来,目的也是为皇帝创收,毕竟藩镇拿走了大部分钱,皇帝没钱花,没办法也得想办法不是,还是老百姓最淳朴,皇帝借你高利贷你敢不借?王安石也曾在知鄞县任上尝试过,在常平仓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革,效果不错。要知道当时的高利贷是极其疯狂的,现在的P2P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:“春取一斗,秋倍偿之,经岁不能偿,则又倍之。”客观来看,王安石制订的20%利率可以说是良心中的良心了。陕西转运使李参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,谁曾想推行到全国就出问题了。毕竟上面提出目标、下面层层加码这种典型官僚主义作风从来是不会缺席的。最后,“国用”是足了,遭殃的还是老百姓,虽然没被加赋,但加息也受不了啊。而且,改革是否有必要如此激进也是值得商榷的。咸平年间大宋财政收入不如此时的三分之一,依旧略有盈余,可见“三冗”的说法也不是那么夸张,司马光“节流”的思路也可能更合适。另外,所谓“镇戎三败”不过被夸大其辞的文官间相互攻击的论点。实际上三川口之战西夏在数倍优势兵力的情况下战损比宋军更大,之后攻打延州毫无进展被迫撤兵,完全得不偿失;打的最好的好水川战役也不过是“杀伤相当”;而纵观持续数年的战争,西夏总体上并未占据任何优势,反而吃下不少败仗,比如兔毛川之战,文官张亢率军大败西夏主力部队,在未控制战场的情况下取得斩首两千级的战果(杀敌可能近万)。如果立足于防御,至少不会造成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,从这一点来看,司马光“二十年不兴兵”的观点还是支持者甚众的。于是问题来了,大家都不支持,王安石和宋神宗怎么应对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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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王安石不过是宋神宗的棋子历朝历代都有个绕不过去的东西——祖宗成法。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,历代非开国皇帝都在想办法与祖宗成法作斗争;在受到电视剧影响的众人心中,祖宗成法阻碍先进生产力、顽固而强大。然而,古代生产力发展缓慢,祖宗成法大多数时候还是管用的,只不过是对非开国皇帝不那么友好罢了,毕竟其出发点还是限制自己的继任者们胡作非为。于是,皇权看起来是将自己关进了“笼子”里,只不过钥匙也在自己手里。宋真宗作为第一代守成之君,他算是贯彻了宋太祖、宋太宗打造的框架。他对于权力制衡有自己的理论:“且要异论相搅,即各不敢为非。”宋仁宗更是接近于“垂拱而治”的状态,并且也搞了一次变法——庆历新政,算是历代变法中较为成功的。但这一切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破坏了。面对重重阻力,王安石希望加强集权以推动变法,宋神宗希望通过变法加强集权,两人有了合作的基础。只不过最后两人是一定会分道扬镳的,神宗借变法过程加强君主权力后,便将王安石踢出局,最后通过“元丰改制”将集权制度予以固定。集权,可以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比如元丰西征。经过数年准备,元丰四年,大宋组织了五路大军总计三十六万人对西夏发动总攻,这种规模的军事动员西方数百年后也未出现。但是集权的副作用更大,一旦遇到昏君、奸臣,对国家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。甚至,权力的过分集中使得皇帝更容易变成昏君。宋徽宗继位后,一开始还表现的像是励精图治的有为明君,但仅仅过了一年就堕落成声色犬马的昏君。面对大权在握的昏君,唯有阿谀奉承、曲意逢迎的幸进之徒才能分得权力的一杯羹,于是,整个国家从根子上就烂了,一直烂到了南宋。很快,军事上也受到了影响。由于向皇帝邀宠而得势的幸进之徒往往没有什么政治、军事上的才能,做“投降派”、扯后腿就成为他们彰显存在感、证明自己“价值”的唯一方式了。宣和七年(1125A.D.)金人第一次南侵,种师道已经成功遏制金军,然而投降派李邦彦等人不仅强迫李纲、种师道等主战派与金人和议,并且对金人提出的条件全盘答应,甚至暗中向金人透露作战计划,造成姚平仲袭击金营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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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王安石激化的党争与北宋灭亡前文提到了北宋初以来的政治平衡。虽然看起来很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感觉,但差距还是很大的,不过也非全无好处,毕竟可婷婷五月四房播播以将政治斗争维持在了一定的限度之内。虽然第一次宋夏战争期间,以韩琦为代表的“激进派”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“稳健派”进行了激烈的斗争,但并未影响到军事作战;庆历新政也是一次经典的政治斗争范本,最终以范仲淹、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,但新法的大部分内部得以继续实施。而且,改革派中的富弼、欧阳修等人,后来又重新执政。但王安石变法改变了这一切。由于改革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共识,王安石并没有自己的基本盘,只有一些借改革攫取利益的幸进之徒愿意加入“新党”,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把国家弄的乌烟瘴气,并且极力打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“旧党”。新党们一时得势,却忘记政治的本质是妥协。待到宋神宗去世,新皇帝宋哲宗年幼,保守派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得以执掌大权,旧党得势。他们不仅废止了大部分新法,为了否定新党的改革成果,甚至将宋神宗在位期间攻占土地归还给西夏。于是,路线之争演变成了意气之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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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哲宗亲政后,新党重新得势,旧党大多被流放远恶边郡。甚至,宋徽宗时新党炮制了臭名昭著的“元祐党人碑”。此时,宋初四代皇帝苦心孤诣营造的政治平衡被彻底破坏了,政治斗争变成了残酷的清洗,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内耗。这种酷烈的环境,君子往往不如小人适应,也造成了严重的逆向淘汰,最后劣币彻底驱逐了良币,又大权在握,北宋走向灭亡已经是注定的事情,而金人南侵恰好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以北宋巨大的国力优势,只要正常发挥,是断然不会败给其他国家的,有的只是自毁长城。孟子曰:夫人必自侮,然后人侮之;家必自毁,而后人毁之;国必自伐,而后人伐之。《太甲》曰:‘天作孽,犹可违;自作孽,不可活。’此之谓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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